《历代词赋选 鵩鸟赋 贾谊 》   

鵩鸟赋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故居里有一口井，是公元前177年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期间开凿的，因为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又称为长怀井。距今已两千多年，是中国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口古井。

    在长沙，贾谊撰《吊屈原赋》、《鵩鸟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故后人称其为“贾长沙”，故宅被誉为长沙最古的古迹及湖湘文化的源头。

　　贾谊初到中央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他们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

　　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

　　《鵩鸟赋》作于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时。有一天有鵩鸟（据说是猫头鹰）飞到他的屋子里。贾谊认为猫头鹰是不祥之鸟。他被贬本来就心情不好，又不适应长沙潮热的气候，觉得自己命不久矣，写下这篇《鵩鸟赋》以自遣。文中运用大量的四言句式和比兴的写法，十分整齐凝练。人鸟问答借鉴了《庄子》，离骚中亦有运用这种对话的形式。赋中阐述天道人事的变化规律，借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达观的人生态度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虽然他的文章写得纵横捭阖，议论精辟，但纵观贾谊的一生，他似乎并未象他在赋中所希望的那么看透生死祸福。

　　关于《鵩鸟赋》的创作缘由，作者在赋的开头作了明确的交代“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史记》也有明确的说明“贾生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 

　　贾谊在该赋中采取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惟能以超越生死、祸福顺起自然的达观的人生态度自慰。

　　贾生名谊，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卒于公元前168年。贾谊少有英才，十八岁即“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是“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起端，贾谊振其绪”的重要人物，满腹才学。后得到吴延尉的推荐，孝文帝召为博士。正所谓人生得意，贾谊才学锋芒毕露，“每诏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律令所更定，及列候悉就国，其说皆由贾生发之”。凭借满腹的才智学识，贾谊躬身辅助孝文帝打造帝国事业，人生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才能以及其所带来的事业地位总会招致小人的妒忌，乃至攻击。“绛（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御史大夫）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起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这是贾谊的人生悲剧，是表现为小人得志，君子失意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引发的悲剧。

　　这事发生在孝文帝前四年，公元前176年。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开创大帝国景象的明君，而且是一位开怀纳谏如李世民般的君主，怎么会听片面之词而疏远外放贾谊于长沙？很多记载孝文帝的史料都放映了孝文帝的确是一位明君，“文帝下诏书说：群臣都要认真思考朕的过失和朕所未知、未见的问题，并请大家告知朕。还请大家向朝廷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以便帮助朕的不足。”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进谏，孝文帝有废除了“诽谤罪”和“妖言罪”等罪名。这样的一位自我勉励、慈爱臣民的君主为了强大自己统治的国家而访贤求能。贾谊就是这样一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但孝文帝在面对 这位“臣窃惟事势，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三，可为长叹者六”满怀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贾谊，竟听从群臣的毁议。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贾谊当时年少而且初涉朝政，而其他都是资深的大臣，孝文帝欲出任贾谊为“公卿”的时候就得不更多地考虑老臣们的意见。难怪王勃发出“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的慨叹。这是贾谊人生悲剧的一个原因所在。

　　贾谊在《鵩鸟赋》中引用了庄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思想观点，说明了万事万物是变化无常的，并有此得出“细故蒂芥，何足以疑”的人生结论。如果贾谊抱定这种人生态度，面对困难挫折也顺应而变，或许就不会英年早逝。但出于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为国家投入无比深厚情感的贾谊怎么能苟且偷安呢？最后只有郁郁死去。

　　公元前172年，孝文帝再次召见贾谊。 贾谊欣然前往， 但令贾谊大失所望的是孝文帝竟以鬼神之事事之。唐朝李商隐作《贾生》叹贾谊“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然如此，孝文帝再次认识到贾谊的才学，于是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史记》明确地记录了这件事“梁怀王，文帝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由此可见，文帝还是很看重贾谊的，但是，贾谊的人生抱负绝不是屈于做一个小小的太傅，而是渴望得到君皇的赏识，能够一展抱负，辅助帝皇创一番事业。贾谊被困于此职，才能受扼，积极向上的斗志受到极大的打击。

　　文帝前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堕马而死，“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享年只有三十三岁。司马迁认为《鵩鸟赋》之死是因为悲梁怀王之死和自责失职以至郁郁而死。司马迁所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贾谊自伤怀才不遇，不能舒展抱负，空有满腔的报国热情，最后郁闷而死。这与他在《鵩鸟赋》中所抒发的超越生死、顺应自然的人生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鵩鸟赋》的“同生死，轻去就”只是贾谊在现实遭遇无奈的心灵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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